儒家经学汉朝文学关系讨论 通过儒家经典，可以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窥见我国(这里主要是指汉族地区)语言文字学的萌芽和早期进展情况。像汉字的产生，前人依据《周易?系辞下》之说，将上古结绳而治或伏羲作八卦与文字的起源联系起来。这尽管是一种传说，但并非空穴来风、向壁虚造。结合近年来的考古发现特别是大汶口文化陶器文字的发现，完全可以证明，我国文字的起源，正是在传说中的伏羲氏、神农氏时代。再者，不少经书还论及语言文字问题，特别是《论语》中孔子的有关论述更多。《先进》记有孔门四科，其中“言语”是仅次于“德行”的一科。《子路》则记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1]正是本着这一原则，孔子十分注意字词的斟酌，力求恰如其分，并在整理六经尤其是修《春秋》的过程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孔子在鲁国旧史的基础上修《春秋》，注重正名，讲求微言大义、一字褒贬，这种《春秋》笔法不仅在中国史学史、文学史上影响巨大，而且对传统语言文字学的进展也颇多沾溉。胡适先生曾经特别强调《春秋》及其体现出来的孔子正名思想在“语言文字上的影响”，指出：“孔子的‘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一句话，实是一切训诂书的根本观念。故《公羊》、《谷梁》，都含有字典气味。……大概孔子的正名说，无形之中，含有提倡训诂书的影响。”[2]（P90）当然，我们也应该指出，“中国修辞学、训诂学的萌发，并非《春秋》一书使然，而是时代之必定，但毋庸讳言，《春秋》在其中确实是起着促进作用的”[3]（P22）。另外，《周礼?地官?保氏》还有关于文字“六书”的记载，只是未见具体所指。更为重要的是，大致在战国时期，本用于经书训诂的《尔雅》诸篇相继问世，使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进展实现了一次飞跃。凡此种种，表明具有兼容各科知识特点的儒家经典及经学，一开始就与语言文字学有着一种天然的联系。 继甲骨文、金文之后，中国早期的语言文字教学和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字书或者说童蒙识字课本的编写表现出来的。相传周宣王太史籀作《史籀篇》，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则接连出现了李斯《仓颉篇》、赵高《爰历篇》、胡毋敬《博学篇》。三者多取于《史籀篇》，广泛流传。可惜今已亡佚，仅有辑本和部分残简传世。入汉以后，又有司马相如《凡将篇》等一批新的字书陆续推出，它们不同程度地受到《仓颉篇》的影响，或取其正字，或加以续补。但与《仓颉篇》不同，它们已经带有较为明显的儒家经学的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