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杂志 1997 年第 8 期一、中国百年法治的反思中国法治，当然是指近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其起点，学术界有不同的见解。有的认为在1895 年，有的认为在 1898 年，还有的认为在 1901 年。笔者认为，中国法治的起点应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 1895－1901 年期间。作为一个重大而漫长的历史事件将其点确定为一个期间也并不为过。其实，历史的真实也大体如此。在 1895 年，面对甲午战争中惨败、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中国，以康有为为首的中国知识分子 1300 余人发动了公车上书，掀起了民众的变法维新运动。这实际上是中国民众法治之梦的开篇，是中国启动法治建设的准备。1898“”年，光绪接受变法主张，颁 定国是 诏，重用变法维新人士，颁发了数十道维新法令，推行新政。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诸多方面。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戊戌变法 。 戊戌变法 虽然仅有百日，当时也仅仅是不得已而为之，远没有在“”中国实现现代 法治 的明确意识，但其确实应被视为中国政治当局（官方）谋求法治的朦胧开端。1901“”年，中国清政府发布了 变法自强 的上谕，拟制了宪法性文件、民律草案、商律草案、新刑律、刑事诉讼律、民事诉讼律，以及关于警务、新闻、教育、金融、税制，甚至商标、国籍等方面的法规。开创了与世界先发达国家类同的六法体系，在中国法治化的漫漫征程上迈开第一步。反观百年的法治之路，笔者认为，法治进展在我国是：有制度移植，少社会根基；有机械模仿，无整体共进；有先锋引导，少民众基础。 （一）有制度移植，少社会根基 从清末的法律改革以来，中国的法治进展可以说都有相当大程度的制度移植。在本世纪初的前十年，清王朝所进行的制宪修律活动，基本上是对西方法治的制度移植。不仅颁布或草拟了取法西方的六法框架（宪法、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商法或行政法），甚至移植了在当时的中国似乎没有多大存在必要的《公司法》“和《破产律》等。其中的《大清监狱律草案》基本照抄了日本的监狱法，但又抄的 犹豫”“”“”不决 ，乃至草案内部也 相互矛盾 。辛亥革命时的 《临时约法》 将中国法治进展推动了一个新的高度。国民党政府前十年的立法，应当认为是较有成效的。其《宪法草案》（五五宪草）、《民法典》、《刑法典》、《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的草拟和颁行，为国民党政府的法治进展奠定了基础。其立法目的固然有维护国民党统治的一面，同时也还有继承中国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