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理论基石是马克思主义阶级论，马列主义的传播多来自苏俄和日本文字的翻译。而翻译文字则因译者的价值立场不同导致他们在翻译什么和怎么翻译的问题上各有不同，从而导致其传播影响是相异的。青年学者刘中望在《文学与政治的博弈》（《文史哲》2012 年第 6 期）中以瞿秋白和鲁迅、冯雪峰同为翻译普列汉诺夫著述为例这样分析：瞿秋白对待普列汉诺夫的态度与鲁迅、冯雪峰差异很大。在翻译篇什的择取上，鲁迅、冯雪峰翻译的普列汉诺夫《艺术论》、《艺术与社会生活》，致力于艺术起源、艺术作用等方面的学术探讨；瞿秋白翻译的《易卜生的成功》、《别林斯基的百年纪念》、《唯物史观的艺术论》，更多强调文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方法。相对而言，鲁迅注重翻译文学规律研究著述，瞿秋白侧重翻译文学理论正确与否的驳论。在翻译接受上，鲁迅设定目标读者为有志于革命文艺创作和批评的作家，最起码也是有志于此的青年，而不在于普及大众；瞿秋白看重的恰好是理论的大众化、普及化，注重发挥其宣传、鼓动、感染价值。在翻译目的上，鲁迅始终坚持文学家的身份、立场、眼光，强调文学推动现实斗争和社会改革的责任。瞿秋白视俄苏理论为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探讨文学理论本身远不如发挥它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重要，服务政治、助益革命的追求远多于文学理论学科建设的考量。对于普氏的评价上，比照列宁评价普列汉诺夫，鲁迅认为：列宁是政治实践家，普列汉诺夫是思想理论家，二者不同，各有其用。普列汉诺夫是伟大的思想家，是“俄国社会主义的先进，社会主义劳动党的同人日俄战事起，党遂分裂为多数少数两派，他即成了少数派的指导者，对抗列宁，终于死在失意和嘲笑里了”。政治命运与现实归宿令人叹息。但普列汉诺夫的理论研究贡献巨大，他“用马克思主义的锄锹，掘通了文艺领域的第一个”，不能否定其巨大价值。与鲁迅不同，瞿秋白从文艺与政治功利、阶级本位、哲学观念等关系维度，深入批判了普列汉诺夫文学理论，对其否定远多于肯定。究其原因在于30 年代苏联开始的意识形态整顿中，普列汉诺夫被严重贬低，普列汉诺夫的文学眼光受到主流政治形态的排斥，这些语境指涉直接生成了瞿秋白对普列汉诺夫文学理论的评价立场。在 20 世纪的“红色三十年代”浪潮中，中国左翼运动是一支气势磅礴的力量，是世界左翼文学的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们依据翻译来的阶级斗争理论重新认识中国现实，站在弱势群体、受压迫阶级一边，为他们呐喊。但是进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