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说古代行道树城市和乡村的行道树，是绿化美化大自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改善了城市和乡村的生态环境和自然面貌，还给行人一片绿荫。道路两旁植树，这在我国的周代就是一项制度。当时的道路大都由官府出资修筑，有别于私家开掘的便道，故被称做“官道”，种于“官道”两旁的行道树便叫做“官树”。据《周礼》记载：“国郊及野之道路旁必植树”，称“列树以表道”，兼“以荫行旅”。《国语》中也有“周制有之曰，列树以表道，立鄙舍以守道路”的记载，即在道路两旁整齐地栽植行道树使路与非路有了较为明确的界限，也便利旅客行人遮阳挡雨，这就是行道树的由来。《左转》上说：“诸侯伐郑，魏擎斩行栗”，说明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我国在河南新郑一带，就已经有以栗树作为行道树种的了。古代郑国并非大国，但有一位名相叫子产，善于治理国家，使郑国处于晋楚两翎之间而不被灭亡。《吕氏春秋》上说“子产相郑，桃、李垂于街。”可见在子产任宰相时（公元前543年~公元前522年），郑国都城的道旁除栽种栗树外，还种有桃和李树。古代，负责植树工程的往往是一州一县的“长官”。西周时期，国家机构中就专设管理驰道两旁树木的“野庐氏”，掌管林政的“山虞”和专管护林的“林衡”等官职。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大修“驰道”于天下，东到燕齐，南达吴楚。《汉书·贾山传》中说“驰道宽五十步（每步合五尺），三丈而树，树以青松”。即在宽达五十步的驰道两侧，每隔三丈种一棵树，使秦代的林荫大道遍及全国。前秦建都长安，大臣王猛号召广植行道树，大大改善了长安的市容景色，当时有句民谣：“长安大街，央树杨槐。”历经风云变幻，行道树木时有兴衰。南北朝时，曾于道旁设置堠以计里程。韦孝宽任雍州刺史时，下令境内道旁植槐树以替堠，既免维护，又庇荫行人。周文见后，曰：“岂得一周独尔，当令天下同之。”于是，道旁植树又普遍推行。后人指槐而怀人，韦公便在百姓心中建立了颇可怀念的政绩。唐代，“官树”的种植趋向多样化，并由城市向农村延伸。如规定：“种田一亩，种桑两棵。”凡驿站与驿站（道）之间，都要种植行道树。唐开元中期还通令各地，在通道两旁都要种植各种树木以荫蔽行旅的往来。唐文成公主远嫁西藏时，曾特地从长安带去柳树苗，栽植在拉萨道路两旁的及大昭寺四周。这些树被藏族人民亲切地称为唐柳和公主柳，不仅庇荫着拉萨世世代代的百姓，而且表达了对柳树成荫故乡的思念。唐代还将发展和保护行道树作为考察地方官吏政绩的重要依据。白居易任杭州知府时，修筑白堤，以桃树和柳树作为堤边行道树，既美化了西湖环境，又使桃花烂漫，柳树拂堤。对此，后人王稚登曾在他的《十锦塘》诗中赞道：“湖边绿树映红阑，日日寻芳碧水湾。春满好怀游意懒，莺撩吟兴客情闲。波中画舫樽中酒，堤上行人岸上山。无限风怀拼一醉，醉看舞蝶绕花间。”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为官期间，不但曾“手植黄柏二百株”，而且对种植树木的成活率总结出“植木之性，其木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的经验唐代注重行道树保护，任何人不得随意砍伐，当时有位高官想伐槐树造车，渭南县尉张造的据理力争，使官司打到皇帝那里，终于阻止了这场灾难，成为流传千古的佳话。在宋代，，行道树种植范围更为广泛。《宋要辑稿·域》载：福州知州劝谕乡保遍于驿道及通州县官道两畔栽植松杉冬青杨柳等木，徽宗政和六年（1116年），仅福州共栽植松杉等木三十三万八千六百株。当时从福州古田县海口镇，直到海南道路两旁，除种上苍翠的松杉以外，还杂种荔枝，远远望去，却似一片连绵不绝的林带。有趣的是，当时不少城市的路名，也以“官树”的品种作为命名的依据。如长安的街沟多植高杨，因此被称作“杨沟”，天街两旁广种槐树，俗称“槐街”；曲江池多植柳树，被称作“柳街”……元代颁布过比较完整具体的行道树种植之制。《马可波罗行记》载：“大汗忽必烈曾命人在使臣及他人所经过之一切要道上种植大树，各树相距二三步，俾此种道旁皆有密接之极大树木；远处可以望见，俾行人日夜不至迷途。盖在荒道之上，沿途皆见此种大树，颇有利于行人也。所以一切通道之旁，视其必要，悉皆种植树木。”元至元...
V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