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边缘群体及其社会保障权益都市边缘群体指城市外来人口或进城务工人员。他们虽在城市务工，但总体对于城市社区没有认同感，也不被城市居民所认同。他们各自又分别以原籍的乡土关系、家族关系或以现职业关系而结成不同的、联结松散的群体，彼此之间没有横向联合。简言之，他们既没有融入工作、生活于其中的城市，也没有被该城市所接纳。本文主要是研究由农村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民，即“农民工”。（注：尽管现在理论界以及许多地方政府已将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口称为“城市外来务工人员”，但为讨论方便，本文仍用“农民工”。）他们已成了介于农民和工人（市民）之间的一个社会阶层。因为从职业上看，农民工已不再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而是在城市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工人，但从身份上看，他们仍然是农民，因为他们的户口仍留在农村，他们的“家”仍然在农村。由此可见，中国城市里的农民工首先是一个职业与身份不一致的群体（其实，严格意义上“农民”也不能算是人的“身份”，而只能是“职业”），故亦将其称为都市边缘群体。正是这种职业与身份的不一致，导致他们在工作以及工作以外的诸多方面遭受着不平等的待遇，尤其是连最基本的社会保障权益也无法获得。一、“农民工”问题。从何而来。事实上，“农民工”现象并非“中国特色”。克里斯·汉恩在“三个世界的农民工”一文中，曾对这一现象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他认为，在西方国家工业化初期就曾出现过农民工现象。20世纪70年代中期，东欧一些国家工业化迅速发展，其工业劳动者中几乎有一半是来自农村的农民。但西方的工业化是与大城市化同步发展的，大多是农民脱离土地流入城市务工，最后“农民工”都工人化了，而农民阶层人数骤减。中国的特殊国情造就了中国“农民工”的特殊性：由于农民工“离乡不离土”，农忙及春节返乡，农闲又外出，更由于严格的户籍身份制度限制，其工作往往具有短期性，再加上他们自身素养问题，在城市中往往是补充城市劳动者在某些方面的不足，一旦经济出现衰退或企业不景气，又往往会被逐回农第1页共9页村；而且城市为解决大量下岗人员再就业难题，又往往会对农民工采取一些限制性政策，因而，他们的工作又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这些都决定了“农民工”身份的双重性：一方面，其现身份与职业不一致；另一方面，又被深深打上“农民”的烙印。二、“农民工”问题：社会保障权益的缺失1.农民工的基本权益在不少城市中，农民工并不被认同，他们的基本权益往往得不到保障。农民工非但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反而往往会被作为“另类”处理，收容遣送即为一例。近年来收容遣送被越来越多地用于农村人口进城就业人员的社会管理。那些进城流动就业的农民工往往会由于“三证”（身份证、暂住证、劳动就业证）未办全；或是虽有暂住证，但没有随身携带；或是在过年过节和重大活动的前夕实施大的收容遣送活动时被收容遣送；更有甚者，有些人甚至是因为要“凑够”收容任务而遭此厄运。我国的城市收容遣送制度，本来是针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救济、教育和安置的措施。这种措施对于开展社会救助、维护正常社会秩序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执行政策的偏颇，收容遣送范围不适当地扩大化了。事实上，这种做法本身就可以说是一种限制公民自由、侵犯公民正当权利的不合理措施。这种强制性措施不仅仅会使进城务工人员的公民权益受到损害，损伤了广大农民向城镇转移及扩大就业的积极性；而且也不利于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发展，同时也起不到促进社会稳定的预期目标。他们绝大多数人连轻微的违法犯罪也没有，这种做法会严格影响群众对政府的信任，甚至会由于对立情绪而形成不稳定因素。2.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国家相关法令都规定了用人单位要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然而，大部分农民工被雇用基本都没有任何正式合同，基本权益常常受到侵害；即使有所谓合同，条件也是非常苛刻的。据有关资料介绍，一些建筑业的包工头在招收乡下民工时，所签合同的主要内容是：雇主向雇工支付一定的工资（工资不是按第2页共9页月发放的，通常工头先给民工一些生活费，完工之后，或者到年终才结算；中途不干者，一文不给）；雇工生病由自己支付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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