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十九首对后世闺怨诗的影响摘要：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传统中,用女性心态、以女性口吻吟诗做赋,是文人墨客们钟爱有加、反复使用的创作手法。思妇诗是《古诗十九首》中的重要代表类型,它对后世闺怨诗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两者之间的这种继承和发展关系。关键词：时代、作者、思妇诗一、《古诗十九首》的时代与作者辨析关于《古诗十九首》的创作时代与作者问题,历代争讼不一,莫衷一是。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提出这种观点:“比类而推,两汉之作乎?”钟嵘《诗品》亦称:“《古诗十九首》,古人缈邈,人代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刘之制,非衰周之唱。”今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与赵敏俐《汉代诗歌史论》沿袭了这种观点。而笔者认为《古诗十九首》是为东汉时期的寒士所作。东汉后期,宦官与外戚交替控制政权,士族豪门把持政府官员的任用。在这种情况下,以察举、征辟制来选拔人才的初衷便成为泡影。此时“知识阶层”被边缘化，出身寒门的知识分子更是无门报效国家。因此《古诗十九首》的核心内容是抒写人生的悲哀，并在这悲哀的背景下寻求获得幸福的途径。这意味着汉代诗歌对人生困境显示了更为强烈和敏锐的感受。除此之外，《古诗十九首》中的象征死亡和在死亡阴影的胁迫下，诗人们急切地为这短暂而痛苦的人生寻求慰藉与解脱之道的诗也频频出现。这是因为东汉末期的“党锢之祸”。在“党锢之祸”中文士们大批被杀,使活着的文士极端恐慌,从而使他们对旧有传统、信仰与价值产生了怀疑与否定。儒家传统的人生理想此时变成了“乌有之乡”,而新的精神家园却尚未找到。此时东汉末的寒士仿佛被置于一种价值的真空地带,变得迷惘焦虑,陷入了对生命的沉思之中。在“党锢之祸”的打击下,拥有思想与学术的知识阶层被权力中心彻底边缘化了。士人们纷纷由为天下计转而为身家计。当他们将眼光由功名、天下转到关注自身时,便产生了一种生命易逝的死亡感。死亡是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死亡意识更是生命意识的核心部分,它强烈地体现出生命的易逝,人生的无常。正是对死亡的本能恐惧,诗人们急切地为这短暂而痛苦的人生寻求慰藉与解脱之道，或是及时行乐，或是据要路津，引发了寒门子弟的悲哀情绪与焦虑不安。二、《古诗十九首》中的思妇诗对后世闺怨诗的影响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传统中,用女性心态、以女性口吻吟诗做赋,是文人墨客们钟爱有加、反复使用的创作手法,从屈原作“香草美人”到相如赋凄凄《长门》,从汉乐府歌《有所思》到陈思王拟《七哀诗》,在这些名篇佳作中展现出来的是一系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的妇女形象。然而,在东汉后期由一批无名氏文人所作的《古诗十九首》却是拟女性写作发展过程中凸显出来的第一个高潮,并且为日后文人拟女性写作的发展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后世拟女性诗的发展来看,思妇诗主要对其中的一种诗体———闺怨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实,所谓闺怨诗与思妇诗本来就是一脉相承的,后世的闺怨诗可以看作是《古诗十九首》中思妇诗的延续和发展。《古诗十九首》的思妇诗共有九首,其中纯粹以思妇口吻写的诗有《行行重行行》《冉冉孤生竹》《庭中有奇树》《凛凛岁云暮》《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明月何皎皎》七首,以第三人称口吻写的有两首:《青青河畔草》《迢迢牵牛星》。本篇文章就《古诗十九首》中的思妇诗对闺怨诗的影响开始探讨。首先,从诗歌的抒情主人公来看。《古诗十九首》中思妇诗的主人公无一例外选取的都是丈夫离家在外而独守空房的女子。如《古诗十九首》中《行行重行行》一诗就是以一位“与君生别离”的女子口吻来诉说别后的思念与忧伤。她既叹“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又忧“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还伤“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在这份柔肠百转中,这位痴情的女子只能勉励自己“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但较之《古诗十九首》中思妇诗多为游子之妇的背景而言,后世闺怨诗的女主人公又有了更加复杂和细致的身份分类。她们当中有被征戍边地的征妇形象如唐代诗人李白《子夜吴歌》中发出“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之问的女子。然而,她们之中也有丈夫到他乡经商求利而自己独自守空房的商妇形象,像那位在饱尝“嫁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