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社会现象及问题，最后都可以归结到人性：人的恶行从何而来？为什么人有时是冷酷与残忍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吗？人的自私是善还是恶？利他、奉献与自利是什么关系？是否利他本质上是自利的一种迂回方式？人性的这些问题并不经常被追问，但每一次被追问的时候，都会暴露社会观念的分裂，甚至鲜血淋漓的内心。药家鑫案件、小伊伊、小悦悦、跌倒的老人等，每当社会事件逼问当代中国人性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人性本质这种哲学问题，原来离每个人的生活如此之近。人性论是世界哲学史争论了3000多年的主题，有没有相对“正确的”答案？我的看法是有，但中国思想界----或者说哲学界----却没有，不是当今转型期的中国没有，而是中国思想史从来就没有过。但必须说明的是，中国思想界没有关于人性论“正确答案”，并不意味着中国人缺乏道德。中国古语说“礼失求诸野”，中国社会的基本道德从来没有失去，更不存在滑坡，中国社会欠缺的是在观念形态上对人性本质---或者说可被接受的常态----及建立其上的社会逻辑体系，形成正确的认知及主流共识。以我们个人的生活经验与常识判断，中国社会99.99%的人道德很正常且健康（按14亿人口基数，0.01%即有万分之一不道德的人的数量都是140万），现在----尤其在微博、媒体的公知分子话语空间里----放大社会事件背后的公众道德问题，是典型的以万分之一的极少数现象“推论”99.99%绝大多数人有问题的错误逻辑。所谓“正确”的认知，是指经得起解析、符合逻辑、能够前后一贯地贯穿观念体系的认知。大多数人认同、精英群体大部分认同的，就是社会共识。尽管上述定义没有排除人类认知的主观性，但也绝不意味着“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正确的含义就是指观念认知能有效地发挥对个体、群体、乃至国际关系的正面调节效能。人性论的最核心问题历史上多有变化，从动物性与社会性、天生与习得、善与恶、神与俗到物质与精神、理性与非理性等，近现代以来的核心问题是自私是否是人性本质的问题，即人性自私假说，包括自利（或利益最大化）是商业社会的基本原则、利他也是为了自利等延伸问题。当今中国的人性思想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陷入巨大的误区。误区之形成，与中国近现代以来包括当今市场经济思想对西方市场观念的误读有关，也直接与2500年前百家争鸣时期的一段人性争论的思想公案有关。思想史研究者一向将孟子与荀子的人性辩论作为重大事件，是因为两者的观点正相反对，且都自成体系，让研究思想史的人可以有话好说。但本质上，关于性善性恶及其各种“正反合”的观点，都没有多少真实的社会价值，是非常典型的“形上学”命题。真正与社会关系重大的人性争论是孟子与杨朱学派的分歧，这个思想分歧不是高远的形上学，而是与从个人到国家的完整社会体系紧密相关。杨朱学派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代出现的一个著名的非主流思想，这个学派没有留下独立的论述，只有被儒家树立为批判标靶时留下的只有片言，却有一句顶万句的振聋发聩效果：拔一毛利而天下，不为也。孟子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人不归杨，则归墨”，又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亚圣鉴定杨墨学派的结论是：“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从此，杨朱二字在儒家的话语体系里，变成了禽兽的代名词。经过董仲舒开始的独尊儒术到唐代科举制、宋代孝悌理学，儒家的“统治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涵盖到人生社会的一切领域，杨朱的贵我、为己、重生等被清除出社会思想的地盘，只能在道家养生思想里，留有一席之地。这段思想争论里，有一个逻辑上的漏洞没有被关注，而是都“预先”陷入了孟子设定的“逻辑圈套”里：为什么贵我就一定会与利天下矛盾呢？为什么利天下就一定要摩顶放踵呢？不要说贵我、重生等观点未必与利他、利天下、崇仁贵义等价值不能兼容，即使是拔一毛利天下不为这样的极端观点，也未必意味着不可以为天下而舍生就义----留存的杨朱观点，以利论天下与我之关系，从逻辑上说，未必意味着我与天下之间的一切关系，比如当我之生命或其他生之自由受到威胁的时候，贵我思想未必就是主张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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