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两大儒与五四时期的德赛二先生一五四时期的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拥护德、赛二先生。诚如陈独秀在反对对 《新青年》 杂志的各类非难时所说：“追本溯源， 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 ）两位先生， 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 ”“咱们此刻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能够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新青年 > 罪案之答辩书》，《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4 二、243 页。）那时的新青年称民主与科学为德、赛二先生，固然是指德、赛二先生出于西方文化；他们以为，是德、赛二先生将西方“引到光明世界” ，而中国传统的政治、道德、学术、思想那么处于黑暗当中，需要由德、赛二先生来救治。从中国文化在近现代的转型和进展方向来讲，五四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无疑是正确的；但他们将民主与科学同中国原有的文化完全对立起来，却又有其时期环境和思想方式的局限性。陈独秀在同篇文章中为钱玄同“废汉文的主张” 也进行了辩护：“他只因为自古以来汉文的书籍，几乎每本每页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又碰着许多老少汉学大伙儿，开口一个国学，闭口一个古说，不啻声明汉学是德、赛两先生天造地设的对头；他愤极了才发出这种激切的议论⋯⋯” （《独秀文存》第 243 页）那个地址所说的汉文古籍几乎“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汉学是德、赛两先生天造地设的对头”，尽管也属“愤极了” 的激切言辞， 但从字里行间能够看出，陈独秀对此是大体予以确信的。但是，五四时期的新青年没有考虑到，西方文化中并非只有德、赛二先生，譬如说还有对上帝的信仰， 对其他民族、 国家的弱肉强食等等，中国人何独只选择了民主与科学（稍后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来拯救民族危亡和救治中国文化呢？当西方人踏入印地安人的美洲大地和黑人的非洲大地时，印地安人和黑人什么缘故没有像中国人那样如此明确而激切地高扬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呢？从文化的输入、选择、接纳和融汇上说，这只能归结为那时的中国文化或说那时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具有了接近和容纳民主与科学的基础，民主与科学正表现了中国文化实现其转型的自身进展的逻辑。五四时期高扬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固然有鸦片战争以来魏源、 郑观应、康梁和孙中山等人的思想为其前导，但一样的问题也适用于这些前驱者，一样的结论也仍要追溯中国文化自身进展的逻辑和基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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