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前，徐昌治编了《圣朝破邪集》。这八卷论丛是中国人对西洋近代文明最早的抗 议文献，也是最有力的反西化理论的集成。 三百年来，朝代换了，古人死了，这部书的纸张也变黄了，可是圣朝破邪的细菌并没有 消失，它钻进中国人的感情里，一代又一代，随着愚昧程度的深浅而有着不同的病象：有时 中体西用的谚语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伤寒；有时超越前进的怪调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白 喉；有时义和团的疯狂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猩红热。 三百年来，我们民族的感情变成这种细菌的函数。在思想上，我们不是一个正常发展的 有机体。在别人都朝着现代化的跑道竞走的时候，我们却一直发着怪病，一直在跑道的起点 逡巡不前。我们总想找点理由来拒绝赛跑、奚落赛跑，同时断言赛跑的终点将是一个悲剧。 三百年了，原在我们前面的，离我们更远了；原在我们后面的，也纷纷跑到我们前面去 了。可是我们还不肯劳动足下去快跑，我们还在脑袋里做着后来居上的迷梦，梦着我们老祖 宗曾是不可一世的选手，我们总想凭点祖上的余荫来占便宜，总想凭点祖传的步法迎头赶上。 三百年的迷梦不可谓不久，三百年的失败不可谓不多，三百年换汤不换药的恶果不可谓 不大。民国以来，我们的病况虽有起色，可是我们并未真正健康起来、活泼起来，我们还有 许多不健康的心病，成为我们赛跑时的阻力。如果我们真想在现代化的跑道上做一个尾随不 舍的健儿，如果我们真想在年轻民族的背后脱掉我们的暮气，我们必须把这些心病做一次彻 底的治疗。 遗憾的是，历来研究这些心病的医生本身就是病人。偶尔一两个没破传染的，却又接近 蒙古派——对病情的诊断和病历的了解完全是枝节的、笼统的、混淆的。 基于这种现状，我不得不把从古到今的病人和蒙古大夫全部请到一起，从他们中间，精 选一些有代表性的豪杰做为病例。再依这些病例，把他们厘定为十一种病名。在这些病名底 下，我抱歉竟有许多民族英雄、达官贵人和名流学者做了我这些病名的捕获品。换句话说， 竟有这么多的爱国的人儿因为“爱国不以其道”， 反倒成了中国现代化的罪人。这种不幸说 来令人伤心，可是做为一个文化医生，他有消灭这些病菌和防上它们蔓延的责任。婆婆心肠 不能阻止传染病，阻止的方法在于无情的指控谁是蒙古医生、谁是病人、谁是就要被感染的 倒霉鬼。 面对这三百年来聚讼纷坛的死结，想用一个历史的观点来透视它，显然是值得的尝试。 基于这种看法，我决定开始我的指控： 义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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