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清史 ”之争背后的民族主义元朝不是“中华帝国之延续”？满人皇帝和清政府自称其国家为“中国”固然重要，然而它对我们判断清朝是否“中华帝国之延续”，其实并不见得是一个绝对必要的理由。认识这一点的意义，在我们思考元朝在中国历史上应该怎样定位的问题时，变得尤其重要。韩国学者金浩东在几年前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指出：元朝的国号“大元”其实就是自成吉思汗时代已成立的“大蒙古国”（yeke mongghol ulus）的汉语对译名词；在“乞塔惕”（即北部中国）、“唐兀惕”（西夏）、“蛮子田地”（南宋故土）、 “达达田地” （蒙古地区）、 “土波”（藏地）、“哈剌章” （大理国故地）、 “茶罕章” （云南丽江）等地域之上，元代蒙古人没有产生过超越于所有这些地方之上， 并将它们整合为一个政治地理单元的“中国”观念；因此，尽管元代汉语人群把本朝称为“中国”，但这个“中国”在蒙古人的概念里是不存在的，“大元”对他们来说，其实还是原来的那个“大蒙古国”（金氏此文的汉译文本见《清华元史》第二辑）。尽管事实上无法证明“大元”一语本身即是对“大蒙古国”的直译，正如同“大辽”之“辽”未必就是“大契丹”之“契丹”的直译，说“大蒙古国”与“大元”在“所指”的层面上意义相等，这个见解或许可以成立。现在确实也没有证据表明，元代的蒙古人曾有过合并上列诸地区为一整体性“中国”的观念。而 dumdatu ulus之名的出现，则恐怕不早于清代。那么，我们还能不能说元朝与清朝一样是历史上 “中华帝国之延续” 呢？新近的研究很正确地指出，在一个非汉王朝统治下， 不应该仅仅把被统治的汉语人群 （包括其高级官僚成员和知识精英）的感知与认识当作那个时代的全部支配性意识。问题在于， 我们因此就可以一反其道而行之， 把非汉人皇帝与他的非汉统治精英的感知与认识当作全部支配性意识来看待吗？中国历史的空间范围，只能用当代中国的边境线来界定。元代版图的大部分与今日中国的疆域重叠。 它的政治统治中心， 即大都和上都， 从一开始就都在今中国境内。 它的人口、 经济和文化的重心也自始至终在今中国国土之上。元政府的官方文书 （虽然用汉文书写） 宣布自己接续的是它之前中原王朝的统绪。占元代人口绝大部分的汉人臣民也承认他们自己的国家是“中国” 。从所有这些方面看，元代无疑是历史上的“中华帝国之延续”。像汉、唐、明一样，它完全当得起被用于标举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时代——“元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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